公司章程和股东协议冲突时以哪个为准？

引言：当“内部约定”遇上“公示规则”，冲突何解？

在公司从设立到运营的全生命周期中，公司章程和股东协议无疑是两份最重要的法律文件。前者被称为公司的“宪法”，是工商登记必备的公示性文件，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具有约束力；后者则是股东之间“私下的约定”，通常在设立前或设立时签署，内容更聚焦于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特殊利益安排等。但在实践中，我见过太多企业因为这两份文件的“打架”而陷入僵局——比如股东协议里约定了“一票否决权”，章程里却只字未提；或者协议约定“固定分红”，章程却写着“按出资比例分配”。当冲突发生，到底该以哪个为准？这不仅关乎股东之间的信任，更可能直接影响公司的生死存亡。作为在加喜财税从事企业服务十年的“老人”，我今天就结合实操案例和法律逻辑，和大家聊聊这个让无数创业者头疼的问题。

要搞清楚冲突时的优先级，首先得明白这两份文件的“出身”和“使命”不同。公司章程是根据《公司法》制定的，必须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具有对外公示效力，意味着第三方（如债权人、投资人）有权信赖章程内容。而股东协议是股东之间的合同，依据《民法典》合同编订立，原则上只约束签约股东，不具有对外效力。这种“公示vs私密”的本质差异，决定了它们在法律适用中的底层逻辑。但现实远比理论复杂，尤其是当公司发展壮大、股东结构变化时，早期“拍脑袋”签的协议和“模板化”的章程，很可能成为埋在治理结构里的“定时炸弹”。接下来，咱们从几个关键维度拆解这个问题，帮大家避开那些“坑”。

法律效力：谁的“位阶”更高？

从法律层级来看，《公司法》第11条明确规定：“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这意味着章程是公司的“最高行为准则”，只要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就对公司内部主体产生普遍约束力。而股东协议作为合同，其效力主要依据《民法典》第143条（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要件）和第466条（合同解释规则），原则上只约束签约方。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关键问题：当股东协议的约定与章程内容冲突时，是“特殊约定”优先，还是“普遍规则”优先？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9）最高法民终再98号再审案件中曾给出过明确观点：股东协议中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约定，若未载入公司章程，则对公司及后续股东不产生约束力。这个案例的背景是，某公司股东协议约定股东A享有“一票否决权”，但章程中股东会表决规则却是“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后来股东A以股东协议为依据主张否决某项决议，被法院驳回——理由是章程作为公示文件，是公司治理的“对外宣言”，股东会决议的效力认定应以章程为准，股东协议的“一票否决权”未载入章程，仅对签约股东有合同约束力，不能对抗公司依据章程作出的决议。这其实传递了一个信号：章程的“公示性”决定了它在公司内部治理中的“最高效力”，股东协议不能直接对抗章程对公司行为的规范。

但这里有个例外：如果股东协议的约定属于“股东之间纯权利义务安排”，且不涉及公司治理结构或第三人利益，那么即便与章程冲突，也可能在股东之间有效。比如我之前处理过一个贸易公司案例，股东协议约定“股东B每年从公司获得固定分红10万元，无论公司盈亏”，但章程规定“按出资比例分红”。后来公司亏损，其他股东拒绝支付固定分红，股东B起诉。法院认为，固定分红属于股东之间的“收益分配约定”，不涉及公司债权人利益（因为分红前提是公司有可分配利润，且需履行法定程序），虽然与章程冲突，但协议是股东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故判决支持股东B的诉求。这说明，法律效力的优先级不是绝对的，需区分约定内容是否涉及公司治理外部效力：涉及公司组织机构、议事规则等“治理性条款”，章程优先；涉及股东之间纯利益分配、股权转让限制等“契约性条款”，可能协议优先。

适用场景：何时看协议？何时看章程？

在实操中，区分公司章程和股东协议的适用场景，比单纯讨论“谁优先”更有意义。我常跟客户说：章程是“对外打交道”的依据，股东协议是“内部算细账”的尺子。比如公司要向银行贷款，银行一定会要求提供公司章程，审查股东会决议程序是否符合章程规定——这时候股东协议里“私下”约定的表决权委托、特殊表决权，如果没写进章程，银行根本不认，甚至可能直接拒绝贷款。这就是章程“对外公示效力”的直接体现：第三方有权基于章程内容判断公司行为的合法性。

反过来，股东之间的“内部事务”，比如股权回购、优先认购权、竞业禁止补偿等，这些往往在股东协议里约定得更细致。我记得有家科技公司，三个创始人签了股东协议，约定“若创始人离职，需以净资产价格转让股权给其他股东”，但章程只写了“股权转让需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后来负责技术的创始人C被高薪挖走，其他股东想按净资产（远低于市场价）收购其股权，C不同意，主张按市场价评估。最后法院判决：股东协议的“回购条款”是股东之间的特殊约定，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对签约股东有效；但章程的“转让需过半数同意”是程序性要求，C转让股权需同时满足协议的“价格条款”和章程的“程序条款”。这个案例说明，当问题仅涉及股东之间时，股东协议的“契约自由”原则会被尊重；但当问题涉及公司行为（如股东会决议、董事任命）或第三方利益时，必须以章程为准。

还有一种常见场景：公司引入新投资者。这时候新股东通常会要求“看章程”，甚至要求修改章程，但可能不会仔细看之前的股东协议。如果原股东协议里有“优先购买权”“反稀释条款”等特殊约定，但没写进章程，新股东就可能以“不知情”为由拒绝履行。去年我就遇到这么个事儿：一家餐饮公司引入战略投资时，新股东发现原股东协议约定“原股东享有优先认购权”，但章程没写，于是新股东拒绝配合履行优先认购程序，导致增资扩股 stalled（卡壳）了三个月。最后我们只能协调所有股东重新签署补充协议，并把核心条款“补进”章程，才解决问题。所以这里有个关键教训：涉及公司后续融资、股权变动等可能影响新股东利益的条款，必须“协议+章程”同步约定，避免“内外不一”。

冲突类型：常见的“打架”有哪些？

在十年服务中，我总结出公司章程和股东协议最常见的几类冲突，每一类都足以让公司陷入治理僵局。第一类是股权处分权冲突：股东协议约定“股东不得向外部转让股权”“转让需经全体股东同意”，但章程规定“股权转让需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这种情况下，股东转让股权时，到底需要“全体同意”还是“过半数同意”？根据《公司法》第71条，章程对股权转让的规定可以“严于”或“宽于”法律，但不能“排除”股东的股权转让权（除非章程约定“股权锁定”，需全体股东同意）。如果股东协议的“全体同意”条款写进了章程，那有效；如果没写进章程，仅协议约定，则股东转让股权只需按章程“过半数同意”即可，协议的“全体同意”条款对转让行为不产生约束力——但违反协议的股东可能需要对其他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第二类是利润分配冲突：股东协议约定“股东A每年固定分红50万元，剩余利润再按出资比例分配”，章程规定“按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利润”。这种冲突在“对赌协议”或“优先股”安排中很常见。根据《公司法》第34条，股东可以约定不按出资比例分红，但必须“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并在章程中明确约定。如果股东协议的“固定分红”条款没写进章程，或者没有“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证据，那么分红时只能按章程执行，股东A的“固定分红”诉求就无法通过公司决议实现——但A可以依据股东协议起诉其他股东，要求承担违约责任（比如支付约定的分红差额）。这里有个细节：公司分红必须先履行《公司法》规定的“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等程序，股东协议不能直接“架空”这些法定要求，否则约定无效。我之前见过一家公司，股东协议约定“不管盈亏，每年必须按投资额10%分红”，结果公司连续两年亏损，无力分红，被小股东起诉。法院判决：分红前提是公司有可分配利润，协议约定违反《公司法》的“资本维持原则”，条款无效，驳回小股东诉请。

第三类是表决权冲突：股东协议约定“股东B将其表决权委托给股东C行使”，但章程规定“股东会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这种“表决权委托”在现实中很常见，尤其是在“创始人控制权”安排中。如果委托事项和期限明确，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这种委托在股东之间是有效的，但能否对抗公司呢？答案是：如果章程没有明确禁止“表决权委托”，且股东C依据委托书在股东会上投票，公司应当认可其投票效力；但如果章程规定“表决权不得委托”，那么即使股东协议有约定，委托投票也可能被认定为无效。这里的关键是：章程可以对“表决权行使”作出特别规定，股东协议的表决权安排不能违反章程的禁止性规定。去年有个案例，某公司章程规定“股东表决权不得委托”，但两个股东私下签了委托协议，后来受托方依据委托投票通过了决议，其他股东起诉要求撤销决议，法院最终支持了撤销请求——理由是决议程序违反章程规定。

司法实践：法院到底怎么判？

当公司章程和股东协议冲突闹上法庭，法院的裁判逻辑其实有迹可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和各地法院的审判口径，核心原则是：区分“对内效力”和“对外效力”，兼顾“公示信赖”和“契约自由”。具体来说，如果争议涉及公司外部第三人（如债权人、投资人），或者涉及公司决议效力、组织机构运行等“公司行为”，法院会优先适用公司章程，因为章程是公示文件，第三人有权信赖章程内容，公司不能以“内部协议”对抗外部信赖。比如在（2020）京民终123号案件中，公司章程规定“对外担保需经股东会代表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但股东协议约定“对外担保需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后来公司未经全体股东同意，仅经2/3以上表决权通过就为关联方提供了担保，债权人起诉要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法院认为：章程已公示，债权人信赖章程中“2/3以上表决权通过”的担保程序，公司决议符合章程规定，担保有效；股东协议的“全体同意”条款属于内部约定，不能对抗善意债权人，故判决公司承担担保责任。

如果争议仅涉及股东之间的内部权利义务（如分红支付、股权回购价款、违约责任等），法院会优先审查股东协议的约定，因为这是股东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就应当尊重“契约自由”。比如在（2021）沪民终456号案件中，股东协议约定“若公司三年内未上市，创始股东需以年化8%的收益率回购投资方股权”，章程未约定回购条款。后来公司未上市，投资方要求回购，创始股东以“章程无约定”为由拒绝。法院判决：股东协议的回购条款是股东之间的“对赌安排”，不涉及公司外部利益，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且履行了减资程序），创始股东应当依约回购；章程未约定不影响协议在股东之间的效力。这个案例明确了：股东之间的“纯利益性约定”，即便未载入章程，也对签约股东有约束力，违约方需承担合同责任。

但还有一种复杂情况：股东协议约定“修改章程需经全体股东同意”，而《公司法》规定“修改章程需经代表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这时候如果公司按《公司法》规定（经2/3以上表决权通过）修改了章程，但未获全体股东同意，修改后的章程是否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最高法民终287号案件中认为：股东协议中“修改章程需全体股东同意”的条款，本质是股东对“修改章程这一股东会决议事项”的“特别约定”，属于股东会决议“通过比例”的约定，只要该约定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如不导致公司无法形成决议），就应当有效。因此，如果公司未经全体股东同意修改章程，即使达到2/3以上表决权，修改后的章程也可能因违反股东协议的“特别约定”而被认定为无效——但这里有个前提：该“特别约定”必须明确写入章程，或者在股东会决议时明确告知所有股东，否则可能因“未公示”而不能对抗后续股东。这个案例说明，股东协议中涉及公司治理结构的“程序性约定”，如果想产生对抗公司及后续股东的效力，必须“嵌入”章程，否则可能仅在原始签约股东之间有效。

风险防范：如何让“协议”与“章程”协同？

作为企业服务从业者，我常说“预防大于治疗”，公司章程和股东协议的冲突，完全可以在设立阶段就通过专业设计避免。核心思路是：“协议为基，章程为纲，关键条款同步，冲突机制明确。”具体怎么做？首先，在签署股东协议时，就要明确“哪些条款必须写入章程”。比如股东之间的特殊权利（一票否决权、优先分红权、回购权）、股权转让限制、表决权委托、公司治理结构（如董事会构成、董事长任命权）等，这些涉及公司核心控制权和外部信赖的条款，必须“协议+章程”同步约定，避免“内外两层皮”。我之前帮一家生物医药公司设计股权架构时，创始人要求“保留绝对控制权”，我们就在股东协议里约定“创始人持股比例不低于34%且对重大事项有一票否决权”，同时把这个条款写进章程的“股东会议事规则”中，后来公司多轮融资，新股东都认可这个安排，没出现过控制权争议。

其次，在章程中设置“冲突解决条款”。比如明确约定：“本章程与股东协议就同一事项约定不一致的，以本章程为准”或“以股东协议为准”。这里有个技巧：涉及公司外部行为的（如对外投资、担保），优先约定“以章程为准”；涉及股东内部利益的（如分红、回购），优先约定“以协议为准”。但要注意，“以协议为准”的约定不能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比如不能约定“分红不提取法定公积金”，否则约定无效。另外，如果股东协议签署在章程之后，最好在章程中注明“本章程未尽事宜，以股东协议为准”，或者通过“章程修正案”将协议核心条款补充进去。去年有家客户，早期签了简单的章程，后来融资时签了详细的股东协议，忘了修改章程，结果在利润分配时扯皮——我们赶紧帮他们开了股东会，通过章程修正案把协议里的“阶梯式分红”条款加进去，才化解了矛盾。

最后，定期“体检”和更新。公司发展过程中，股东结构、业务模式都可能变化，早期的协议和章程可能不适应新情况。我建议企业每1-2年做一次“股权法律体检”，重点审查：股东协议和章程是否存在冲突？条款是否符合最新《公司法》规定？是否覆盖了公司当前的核心风险点（如股权激励、融资退出）？比如《公司法》2023年修订后，新增了“类别股”“授权资本制”等制度，如果公司章程还沿用旧模板，就可能错失制度红利，甚至引发合规风险。我见过一家公司，因为章程没写“可以发行优先股”，后来想给投资人发优先股融资，结果得先开股东会修改章程，耽误了三个月融资窗口期——这种“低级错误”，完全可以通过定期体检避免。

总结：协同而非对抗，方为治理之道

公司章程和股东协议的关系，从来不是“谁优先谁”的零和博弈，而是“协同互补”的治理工具。章程是公司的“对外名片”，决定了市场如何认知公司、如何与公司打交道；股东协议是股东的“内部契约”，细化了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和特殊安排。当两者冲突时，法律效力需区分场景：涉及公司治理和外部信赖的，章程优先；涉及股东内部利益的，协议优先。但更重要的是，企业应在设立之初就通过专业设计，让两者“同频共振”——关键条款同步写入，冲突机制提前明确，定期更新适配发展。

从行业趋势看，随着创业环境复杂化和融资渠道多元化，股东协议的“个性化”和章程的“规范化”之间的平衡将越来越重要。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司法判例进一步细化冲突裁判规则，尤其是在“对赌协议”“优先股”“同股不同权”等新兴领域。对于企业而言，与其在冲突发生后花重金打官司，不如在设立阶段就找专业机构把“治理地基”打牢——毕竟，公司治理的“坑”，往往都是早期埋下的。作为加喜财税的一员，我见过太多因为“章程协议两张皮”导致的好公司陷入僵局，真心希望创业者能重视这个问题，让法律文件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而非“绊脚石”。

加喜财税认为，公司章程与股东协议的冲突本质是“公示规则”与“意思自治”的平衡，企业需树立“章程为纲、协议为目”的协同理念。我们建议：在设立阶段将股东核心权利义务“双线写入”协议与章程，明确冲突解决机制；在运营中定期审查文件适配性，尤其关注融资、股权变动等关键节点。加喜财税可提供章程协议定制、冲突风险评估及动态修订服务，助力企业构建“内外一致”的治理体系，从源头规避股权纠纷，保障基业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