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章程与法律冲突的处理

引言

在加喜财税这十几年里，我经手过的公司注册没有一万也有八千了。从早期的“一张身份证就能注册”到现在的“实质运营”审查，咱们国家的商业环境在变，监管的思路也在变。尤其是新《公司法》的实施，让很多老板开始慌了神，跑来问我：“老李，我们公司章程是不是得改改了？”其实，大家慌的不是法律条文，而是没搞懂公司章程与法律冲突时该怎么处理。

公司章程是公司的“宪法”，但在实际操作中，它经常和国家法律“打架”。很多时候，老板们为了省事，直接从网上下载个模板，里面的条款要么跟现行法律冲突导致无效，要么写得模棱两可，最后出了事只能去法院打官司。现在的监管趋势越来越严，税务、工商都在搞穿透监管，你章程里写得不清不楚，不仅容易被认定为虚假注册，还可能埋下巨大的股权纠纷隐患。所以，怎么在法律的允许范围内，让章程真正发挥“定海神针”的作用，而不是一张废纸，这是每个创业者必须补上的课。今天，我就结合这十几年的实操经验，跟大家好好唠唠这个事儿。

股权转让边界

咱们先从最敏感的股权转让说起。以前旧公司法下，对外转让股权那是相当麻烦，必须得过半数股东同意，其他股东还得放弃优先购买权。这导致很多公司僵局，想进的人进不来，想走的人走不掉。但在新法背景下，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的自治权被极大放大了。我见过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一家科技型初创企业，几个合伙人当时关系好，章程里简单写了一句“股权只能在现有股东间转让，严禁对外转让”。结果三年后，公司急需外部战略投资人的资金注入，但卡死在这条章程上，修改章程又因为各方利益不一致迟迟通不过，最后眼睁睁看着错失良机，公司现金流断裂。

这里的核心冲突点在于：法律的“默认规定”和章程的“特殊约定”谁说了算？根据法律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也就是说，法律把这部分权力完全下放给了股东。但是，这不意味着你可以乱写。我见过有章程规定“股东离职必须以净资产价格转让股权”，这在法律上通常是有效的；但也有的章程规定“禁止股东在任何情况下转让股权”，这就涉嫌剥夺了股东的财产权利，在司法实践中极有可能被判定无效。我们加喜财税在协助客户设计章程时，通常会建议设置“随售权”或者“拖售权”条款，既要保证公司的人合性，又要给股权留个出口，别把路堵死。

还有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继承。很多家族企业的老板，章程里写死了“股东去世后，其继承人只能继承财产性权益，不能继承股东资格”。这条款本身不违法，是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体现。但在实际操作中，这往往是家庭大战的导火索。我有个客户，父亲突然离世，小儿子想接班，但大女儿拿着章程说“你只能拿钱，不能管事”，结果兄弟反目。处理这种冲突，关键在于章程制定时要预判未来的变数。如果你不想外人进来，就要提前设计好股权回购机制，或者设立家族信托，而不是简单粗暴地一禁了之。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关于股权转让的限制，不能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比如，章程不能规定“股权转让必须经董事长一人同意”，这实际上架空了股东会的法定职权，属于典型的无效条款。我们在做工商备案时，经常会遇到窗口人员对某些“奇葩”条款提出质疑，这时候就需要专业的解释。所以，章程的自治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就是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在这个前提下，你们怎么玩都可以，法律不干涉。

表决与分红权

接下来咱们聊聊“钱”和“权”的事儿。教科书上总说“同股同权、同股同利”，但在实际的商业江湖里，这早就过时了。特别是对于那些有技术入股、资源入股的公司，资金股和人力股的博弈永远存在。我做过一个案子，三个合伙人合伙开厂，A出资70%只挂名不管事，B和C出资30%但全职干活。如果严格按照出资比例分红和表决，B和C累死累活还得看A脸色，这生意肯定做不长。我们在帮他们设计章程时，就明确约定了“AB股”结构，AB虽然出资少，但持有超级投票权，并且在分红上享有优先权。这就直接突破了法律的默认规定，但这正是公司章程的魅力所在。

根据《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可以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这是法律给我们的最大红利。但是，这种约定必须明确、具体。我看过太多的章程，只写着“分红由股东会协商决定”，这简直是给自己挖坑。一旦协商不成，怎么办？最后还得退回到法律规定的按出资比例分。所以，我们在起草条款时，会精确到小数点，比如“甲股东享有40%的表决权，但仅享有20%的分红权”，并且配套设计相应的调整机制，比如当公司达到 certain 业绩目标时，人力股的分红比例自动上浮。

这里有个容易被忽视的风险点：税务风险。税务机关在穿透监管时，会重点关注那些分红比例与出资比例差异巨大的公司。如果你没有合理的商业理由，比如仅仅为了避税或者转移资产，税务局有权发起反避税调查。我就遇到过一家公司，老板为了规避分红个税，通过章程约定把钱全分给个税税率低的家庭成员，结果被税务局认定为“不当利益输送”，补税加罚款得不偿失。所以，权利的重新分配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商业逻辑之上，要有完善的董事会决议和会议记录作为支撑。

此外，表决权的差异化设计还要考虑公司的控制权稳定性。很多创业者为了融资，不断稀释股权，最后失去了公司的控制权，被资本踢出局，这样的悲剧屡见不鲜。我们通常建议在章程中保留“一票否决权”或者“黄金股”，针对特定事项（如修改章程、增资减资、合并分立）保留创始团队的绝对话语权。这种设计与法律并不冲突，因为法律允许章程对股东会的职权和议事方式做特别规定。聪明的老板，是用章程来锁定未来的控制权，而不是靠人情。

高管职权界定

公司治理结构里，最容易扯皮的就是“谁说了算”。法律规定了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由董事会聘任，但在章程里，我们可以把这些职权具体化，甚至重新分配。我见过一家公司，章程里只简单抄了法条，结果实际运营中，董事长和总经理互看不顺眼。董事长要管财务，总经理要管人事，双方都觉得自己有理，因为法律界定得比较模糊。最后闹到工商局变更法人代表，双方各抢一套公章，搞得公司账户被冻结，业务全面停摆。这种内耗，往往就是因为章程里没把“分家产”的规则定清楚。

处理这类冲突，我们的经验是：法定职权不可减，约定义任要细化。比如，法律规定经理有权“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章程不能把这条删掉，因为这是法定的。但是，章程可以限制经理的单笔签约权限，比如“单笔超过50万元的合同必须经董事长签字”。这种限制是完全合法且必要的。我们在做咨询时，通常会帮客户梳理出一个权限分配表，把签字权、用人权、资金调度权落实到具体的人头上，写进章程或者作为章程的附件，这样出了纠纷就有据可依。

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是法定代表人的任免。以前大家爱选董事长当法人，现在新法允许选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或者经理当法人。但这中间有个冲突点：如果章程规定“法人代表由董事长担任”，而董事会免了董事长职务，新任董事长还没选出来，这段时间谁代表公司？实务中这就容易出现“双头法人”的尴尬局面。我们在设计章程条款时，会预留“过渡期条款”，明确规定在原代表人被免职但新代表尚未就职期间，由谁暂时代行职权，避免出现权力真空。

此外，对于高管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法律是概括性规定的。但我们可以通过章程将其具体化。比如，规定高管不得经营与公司同类的业务，不得在同行业其他公司兼职，甚至规定具体的竞业限制补偿标准。一旦高管违约，公司可以直接依据章程起诉，而不需要费力去证明他违反了哪条法律。章程不仅是内部管理的宪法，更是清理门户的武器。

股东退出机制

开公司容易，散伙难。这是我在行业里摸爬滚打十几年的最大感悟。很多公司章程里，对于“怎么进来”写得很详细，但对于“怎么走”只字不提。一旦股东闹翻了，想退股的人拿不到钱，不想退股的人被拖死。法律规定了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但条件非常苛刻，仅限于连续五年盈利不分红、合并分立等几种情况。这显然满足不了千变万化的商业现实。我们需要利用章程，预设更灵活的退出通道。

举个真实的例子，我们加喜财税服务过的一家餐饮连锁企业，两个股东合伙五年后，因为经营理念不合要散伙。但公司名下有几家店的房产升值了，按净资产算，退出的股东能拿很多钱；而留守的股东觉得这是他运营的功劳，不想按市价回购。由于章程里没有约定退出价格的计算方式，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只能通过司法评估，耗时耗力。如果在章程里提前约定了“退出价格=上一年度净资产×折扣率”或者“以原始出资额为本金，加计同期银行利息”，这种冲突压根就不会发生。明确的定价机制，是解决退出冲突的金钥匙。

除了价格，触发退出的条件也很重要。现在比较流行的做法是在章程里引入“领售权”和“随售权”。当大股东决定把公司卖给第三方时，小股东必须一起卖；或者当小股东想卖时，大股东有优先购买权，否则小股东可以跟着一起卖给第三方。这些条款设计得好，能极大降低交易成本。但是，要注意这些条款不能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比如不能强迫股东完全丧失退出的自由。我们要做的，是给“离婚”设置一套清晰的程序，而不是禁止“离婚”。

还有一种情况比较特殊，就是股东因为违法犯罪、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等原因无法继续履行股东职责。这时候，其他股东是否可以强制回购其股权？法律没说，但章程可以定。我们通常建议加入“除名机制”，明确规定当股东出现特定情形时，经其他股东一致同意，可以强制回购其股权，并且回购价格可以适当打折。这听起来很残酷，但对于维护公司的实质运营安全是必不可少的。毕竟，公司是一个盈利组织，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意外就陪着沉船。

章程修改效力

最后，咱们得聊聊章程本身的“维护”。章程不是写完就锁进保险柜里的，它得随着公司的发展不断修订。但是，修改章程往往比制定章程还难，因为涉及到各方利益的重新分配。法律规定修改章程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这是特别决议。这时候，冲突往往发生在大股东滥用资本多数决原则上。比如，大股东利用持股优势强行通过修改章程，剥夺小股东的分红权或者知情权，这种修改在司法实践中是有可能被认定为无效的。

我处理过一个极端的案例，大股东持股70%，为了逼走小股东，通过股东会决议修改章程，把小股东的投票权降为0%，并且规定小股东查阅账簿必须经过董事会批准。小股东起诉到法院，最终法院判决该修改无效。理由是，章程的修改不得侵害股东的固有权利。所以，我们在做章程修编的时候，一定要守住底线：股权的基本权能（如分红、表决、知情）是不能通过“少数服从多数”来随意剥夺的。

为了防止这种僵局，我们建议在章程里设置“修改章程的特别保护条款”。比如，针对某些特定条款的修改，要求必须由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或者提高表决权的比例要求（比如四分之三以上）。这虽然增加了决策成本，但能有效防止大股东“一股独大”搞事情。权力的制衡，比权力的集中更重要。特别是对于那些有家族成员混搭外部投资人的公司，这种保护机制尤为重要。

另外，章程修改的程序合规性也不容忽视。很多公司为了省事，只开个会，签个字，也不通知，也不做公证。一旦发生纠纷，程序瑕疵往往成为推翻决议的理由。我们在指导客户操作时，会严格把控通知时间、会议主持、表决票收集等每一个环节，确保程序无懈可击。在法治社会，程序正义往往决定了实体结果的存亡。

自治与强制对比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哪些地界章程能说了算，哪些是法律的“高压线”，我特意整理了一张对比表。这也是我们在给客户做培训时常用的工具，希望能帮大家理清思路。

结论

说了这么多，归根结底，公司章程与法律冲突的处理，其实是一门平衡的艺术。它既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运行，不能越雷池一步；又要最大程度地体现股东的意志，把个性化的商业逻辑固化下来。现在的监管环境越来越强调实质运营和合规性，一份好的章程，就是你最好的护身符。它不仅能防小人，更能化解内部矛盾，让公司在遇到风浪时有个明确的行事准则。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未来的监管趋势一定是更加精细化、智能化的。那些依靠“人情世故”维持的粗放型管理，终将被淘汰。企业要想长远发展，必须在成立之初就重视章程的制定，并且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审视和修订它。不要等到矛盾爆发了，才想起翻章程，那时候往往为时已晚。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找一家像加喜财税这样有经验的机构帮你把关，绝对比你自己在网上瞎琢磨要靠谱得多。

最后，我想对所有的创业者说：公司章程不是应付工商检查的文书，它是你商业帝国的基石。尊重法律，利用规则，让你的章程真正成为“活的宪法”，你的企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十几年来，我见过太多企业倒在内部治理的乱象上，真心希望大家能引以为戒，把公司章程这门课修好。

加喜财税见解

在加喜财税看来，公司章程与法律冲突的处理绝非简单的“非黑即白”，而是商业智慧与法律逻辑的深度融合。我们坚信，优秀的公司章程应当具备“前瞻性”和“落地性”。所谓前瞻性，就是要预判公司未来可能发生的资本运作、股权变动甚至继承危机；所谓落地性，就是条款必须具备可操作性，拒绝模棱两可的“正确的废话”。在当前新《公司法》实施的背景下，我们更强调章程在“公司自治”中的核心地位。我们不仅协助客户规避法律红线，更致力于通过个性化的条款设计，赋能企业治理结构优化。作为在行业深耕14年的老兵，加喜财税提醒您：与其在纠纷发生后花高价请律师，不如在注册时花心思定好章程。这不仅是成本最低的风控，更是对企业未来最大的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