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章程条款若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如何处理？

引言

我在加喜财税这行摸爬滚打了12个年头，算上之前入行的经历，干公司注册服务整整14年了。这十几年里，我见过成千上万的创业者，他们眼里只有赚钱的业务，对公司章程这种“法律文件”往往漫不经心，大多数时候直接从网上下载一个模板，勾选个“默认”就完事了。说实话，这种做法在几年前或许还行得通，但在当下的监管环境里，无异于给公司埋下了一颗不定时的雷。随着新《公司法》的实施以及市场监管力度的加强，公司章程不再仅仅是挂在墙上的装饰品，它是企业的“宪法”，也是监管部门进行“穿透监管”的重要抓手。如果章程里的条款碰了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高压线”，后果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不仅会导致条款本身无效，甚至可能引发连环的诉讼和行政处罚。今天，我就结合这十几年的实操经验，和大家好好聊聊“公司章程条款若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如何处理”这个话题，希望能帮大家避开那些我亲眼见过的坑。

股东权利与出资

首先，咱们得聊聊最核心的“钱袋子”问题——股东权利与出资。在加喜财税的日常工作中，我发现很多创业团队为了所谓的“凝聚力”，喜欢在章程里约定一些奇怪的出资条款。比如，有的公司章程规定“某股东虽未实际出资，但永久享有表决权”，或者直接约定“股东在公司存续期间无需履行补充出资义务”。这里我要给大家敲个警钟：法律对于股东出资和基本权利是有强制性规定的。如果章程条款试图免除股东的法定出资义务，或者违背了“无财产即无权利”的基本原则，那么这些条款是绝对无效的。根据新《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未果的，公司可以决议解除其股东资格。如果你在章程里写死了“无论出资与否都享有股权”，这就违反了资本充实原则，法律是不认可的。我们在处理这类工商变更时，系统经常会自动预警，这就要求我们在起草阶段就必须规避这些红线，不能为了迁就某个人情而让整个公司架构面临崩塌的风险。

再来谈谈分红权和优先购买权的问题。实务中，经常有大股东想通过章程“锁死”小股东，比如规定“小股东在5年内不得享受分红”，或者“小股东转让股权时，大股东有权以零价格强制购买”。这种条款看似霸道，但在法律面前往往站不住脚。虽然公司法允许章程对分红规则进行个性化约定，比如“不按出资比例分红”，但这必须建立在全体股东协商一致且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基础上。如果章程中的条款实质上剥夺了股东的资产收益权，或者设定的转让条件极其苛刻导致股权实际上无法流转，这就构成了对股东法定权利的非法限制。我就曾遇到过这样一个案例：一位技术合伙人因为缺钱想退股，结果拿出来的章程里写着“离职即退股，且退股价格按原始出资额计算”。这明显违反了公平原则，最后闹上法庭，法院判决该条款因违反法律强制性保护股东财产权的原则而无效。所以，处理这类问题的核心在于识别出哪些是“可约定”的自治范畴，哪些是法律划定的“不可触碰”的禁区。

此外，关于股东除名机制的约定也是重灾区。法律虽然赋予了公司将未出资股东除名的权利，但条件非常严格。有些公司在章程里写着“股东不服从管理即可除名”或者“股东连续三次不参加会议即可除名”。这就属于典型的违反强制性规定。股东的除名必须仅限于“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全部出资”这两种法定情形，除此之外，任何以公司章程形式扩张除名范围的条款，在面对司法审查时都会被认定为无效。我们加喜财税在协助企业修订章程时，会特别提示客户：千万别把公司章程当成“家法”，它是有法律边界的。如果因为不懂法而写了违规的除名条款，不仅赶不走人，反而会被对方起诉侵权，到时候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股权转让限制

接下来，我们说说股权转让这块“硬骨头”。在14年的从业生涯中，我处理过的股权纠纷，有一大半都是因为股权转让条款没写好。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性，法律确实允许章程对股权转让做出限制，但这种限制是有限度的。很多老板喜欢在章程里写“禁止股权转让”或者“股权转让必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说实话，这种“锁死”的条款，在司法实践中极大概率会被认定无效。为什么？因为股权本质上是一种财产权，如果完全禁止转让，就变相剥夺了股东退出机制和资产的流动性，这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相悖。正确的处理方式不是禁止，而是设定合理的“优先购买权”程序。比如，我们可以约定“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时，其他股东有权按同等条件优先购买”，但不能说“绝对不能卖”。我们遇到过一家初创公司，三个合伙人闹翻了，其中一个想走，但章程里写着“股权只能在内部流转，且内部无人接手时不得对外转让”，结果这人直接把公司告了，法院最终判定该限制条款无效，支持了他对外转让股权的请求。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处理章程违规条款的第一步，就是得敢于承认它的无效性，并及时通过合法程序进行修正。

除了禁止转让，还有关于“强制转让”的违规约定。比如有的章程规定“股东死亡后，其继承人必须将股权转让给其他股东，不得继承”。这就涉及到了继承法与公司法的交叉领域。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合法继承人依法继承股东资格，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除非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注意，这里说的是“章程另有规定”，比如章程可以规定“继承人只继承财产权益，不继承股东资格”，但你不能直接在章程里写“禁止继承”且不提供任何替代方案，更不能在没有合法依据的情况下强制低价回购。我们在处理这类继承股权变更时，工商局通常会要求提供公证的继承文书。如果章程里的条款明显排除了继承人的法定权利，不仅工商变更办不下来，还容易引发家族内部的长期诉讼。作为专业人员，我们通常建议在章程中预先设计好“股权回购机制”或者“继承准入机制”，用合规的方式解决人合性问题，而不是简单粗暴地用违法条款来“一刀切”。

还有一种比较隐蔽的违规情形，就是通过章程条款变相设置“退出壁垒”。比如规定“股东离职时，必须将股权转让给公司指定的第三方，价格由公司定价”。这种条款在很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企业里很常见，但风险极大。如果定价机制不公平，或者强制交易的主体不合法（例如公司原则上不能持有自己的股权），这就违反了法律关于股权自由转让和公平交易的强制性规定。我曾经帮一家科技企业梳理过类似的章程漏洞，他们原本的规定导致大量离职员工起诉公司侵犯财产权。后来，我们协助他们修改了章程，引入了第三方评估机构，并明确了“先协商，后裁决”的定价机制，这才把隐患给消除了。处理这类违规条款，关键在于平衡“公司的人合性”与“股东的财产权”，任何试图单方面通过章程倾斜利益的安排，最终都逃不过法律的审视。

治理结构权力

公司治理结构是章程的骨架，如果骨架歪了，衣服穿得再好看也没用。在加喜财税服务的这些年中，我发现很多老板喜欢在章程里“搞特殊”，比如规定“董事长终身制”或者“监事会只对大股东负责”。这些看似强化了控制权的条款，实际上往往违反了公司法关于组织机构的强制性规定。以新《公司法》为例，对于董事会、监事会的职权、议事方式都有明确的底线要求。章程可以在此基础上细化，但不能通过条款架空法定的治理结构。比如，法律规定股东会享有决定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的权力，如果章程规定“投资额在5000万以下的由董事长一口说了算”，这就属于对股东会法定职权的非法剥夺，一旦发生纠纷，该条款无效，董事长的决策也就失去了法律依据。我们在处理这种“越权”条款时，通常会建议客户重新梳理权力分配清单，确保章程的约定是在法律框架内的“授权”，而不是“篡权”。

再说说法定代表人的选任。以前很多老章程喜欢写“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担任”，这在当时没问题，但新公司法实施后，法定代表人可以由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如果你的章程还死板地规定“只能是执行董事且必须是张三”，一旦张三出事了或者不想干了，公司就会陷入无法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僵局。更糟糕的是，有的章程规定“法定代表人永不更换”，这简直就是笑话。法律要求公司必须有代表机关，且该代表必须能实际履行职责。如果章程条款限制了公司依据法律规定更换法定代表人的权利，那么这种限制就是无效的。我去年就遇到过一个棘手的案子，一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失联了，章程规定法定代表人只能由他担任，导致公司连银行年检都做不了。最后我们是通过诉讼，确认该限制条款无效，才协助新的管理层完成了变更。这个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章程的设计必须具备动态调整的空间，不能为了短期的控制权而牺牲长久的灵活性。

还有就是关于“一票否决权”的约定。这在投资协议里很常见，但如果直接写进章程，就需要非常小心。公司法规定股东会作出决议必须经法定比例通过，章程可以规定高于法定比例，但不能规定某些特定股东对某些特定事项拥有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否决权，以至于公司完全陷入瘫痪。如果章程赋予了某股东“对公司一切事项的一票否决权”，且没有设定任何边界和救济途径，这种“绝对的否决权”可能会被法院认定为滥用股东权利，甚至违反了公司正常运行的强制性法律要求。在“实质运营”的监管导向下，监管部门也不鼓励这种会导致公司治理僵局的章程设计。所以，我们在帮客户设计这类条款时，会建议将一票否决权限定在“修改公司章程、增资减资、合并分立”等重大事项上，并且通常会加上“善意行使”的前提条件，以此来降低法律风险。

对外担保投资

对外担保和投资，这是最容易让公司“暴雷”的地方，也是法律强制性规定最密集的区域。我在加喜财税经手过太多这样的案例：老板为了给朋友帮忙，或者为了盲目扩张，在章程里写了一条“公司对外担保由董事长签字即可”。这简直是自杀式条款！根据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这是一个法定的程序要求，章程不能绕开。更关键的是，如果章程违规将担保决策权下放给个人，且相对人（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一违规情形的，担保合同对公司可能不发生效力。也就是说，如果你章程写得乱七八糟，董事长偷偷盖个章出去担保，最后公司可能不需要还钱，但董事长要背锅赔钱，公司的信誉也毁了。我们在审核章程时，对于担保条款绝对是“零容忍”，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明确担保的决策机构、额度限额以及回避表决制度，任何试图简化程序、逃避监管的条款，一律视为违规并予以剔除。

关于对外投资的限额，法律也给了章程很大的自治空间，但这个空间是有边界的。比如，章程可以规定“单笔投资超过净资产的20%需经股东会审议”。但如果章程规定“公司可以从事任何形式的高风险投资，且无需任何审议程序”，这就违反了董事、高管的忠实勤勉义务。法律虽然没有禁止投资，但强制要求管理者必须尽到注意义务。如果章程条款鼓励或者纵容了冒险行为，导致公司利益受损，股东完全可以依据法律起诉董事违规，而章程里的“免责金牌”是救不了他们的。我们曾协助一家企业处理过类似的后遗症，他们之前的章程允许随意进行P2P理财，结果爆雷后，小股东起诉大股东和董事，法院判定章程中关于“无限授权投资”的条款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管理性义务而无效，相关责任人必须赔偿损失。这个教训非常惨痛，它告诉我们，章程不仅要管人，更要管好“钱袋子”的出口。

此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点：关联交易的决策。很多家族企业或关联公司多的企业，章程里对关联交易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规定“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这直接违反了公司法关于关联交易表决回避的强制性规定。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及关联交易时，必须要回避表决，这是为了防止利益输送的法律红线。如果章程公然允许关联方参与表决，那么该决议的效力就存在极大瑕疵。在工商备案环节，虽然系统可能不会直接报警，但在发生纠纷时，这样的章程条款就是原告最有力的证据。作为专业人士，我们在起草章程时，会特别加入严格的关联交易披露和审批条款，这不仅是合规要求，更是保护公司本身不被“掏空”的防火墙。

解散清算条款

公司有生就有死，但在章程里规定“死法”时，千万不能乱来。我见过有的章程写着“公司永不解散”或者“无论经营状况如何，均不启动清算程序”。这种条款，在法律上不仅是无效的，甚至可以说是幼稚的。法律规定了解散的法定事由，如营业期限届满、股东会决议解散、吊销执照等，这是不可逾越的红线。章程不能排除法院强制解散的权力，也不能剥夺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权利。如果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这是法律赋予股东的救济权利，章程里的任何“永不解散”约定都是废纸一张。在处理这类僵局时，我们通常建议客户不要把话说是，而应预设“僵局解决机制”，比如设定股权回购的触发条件，而不是试图用违法条款来掩盖问题。

关于清算组的组成，法律也有明确规定。有些公司的章程规定“清算组由大股东指定的三人组成”，这虽然看起来是自治，但如果排除了小股东参与清算的权利，或者违反了法律关于清算组构成（如应有董事、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等）的强制性要求，就可能被认定为无效。特别是在“穿透监管”的背景下，清算过程必须公开透明，如果清算组的组建方式在章程里就不合法，那么后续的清算报告在注销登记时就会遇到大麻烦。记得有一次，我们帮一家企业做简易注销，结果税务局因为怀疑他们的清算组不合法，直接卡住了流程，最后不得不重新按一般程序清算，耗时费力。所以，我们在制定清算条款时，必须严格依据法律，明确清算组的职权、议事规则和通知债权人的义务，任何试图简化或规避程序的条款，最终都会让企业付出更大的合规成本。

还有一个特殊的“除名”与“解散”混淆的情况。有的章程规定“股东某项行为触发，直接解散公司”。这种将股东个人行为与公司存续直接绑定的条款，风险极大。虽然法律允许约定解散事由，但如果这种约定极其随意，比如“股东结婚即解散公司”，可能会因违背公序良俗而被认定无效。更重要的是，这种约定容易成为勒索公司的工具。我们在审查章程时，会建议将解散事由限定在公司经营层面或宏观不可抗力层面，而不是股东个人的私生活细节。毕竟，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其存续价值不应被个别股东的任性条款所扼杀。处理这类违规条款，需要我们从法理和商业伦理双重角度去说服客户修改，让他们明白，一个稳定的公司架构比泄私愤式的条款更有价值。

法律后果救济

说了这么多问题，最后我们来谈谈一旦发现章程条款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究竟该怎么处理，会产生什么后果。首先，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该条款自始无效。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公司章程作为公司内部的法律文件，其中的违法条款同样适用这一原则。这意味着，你拿着那个违法的章程去办事，工商局不认，法院也不认。我在加喜财税处理过这样一个纠纷：两个合伙人打官司，依据章程中一条“强制分红”的条款起诉，结果法官当庭宣判该条款因违反公司利润分配的强制性程序（即必须先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而无效。那一刻，客户才恍然大悟，原来之前为了省事写下的条款，关键时刻竟然一点用都没有。

那么，无效之后的救济途径是什么呢？第一步，必须尽快召开股东会，修改公司章程。这听起来是废话，但在实务中，往往因为股东之间闹矛盾，导致无法达成修改章程的决议。这时候，如果因为章程违法导致公司运作受阻，受损股东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修改章程，或者在某些情况下，直接依据法律规定行使权利，绕过违法的章程条款。比如，虽然章程规定“禁止对外转让”，但股东依然可以依据公司法对外转让，只是需要通过诉讼来确认转让的有效性。我们通常建议客户，一旦发现章程有硬伤，别等到打官司了再后悔，要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就主动修正。行政工作中，我们也遇到过工商局要求企业先整改章程才能办理其他变更的情况，这时候就需要我们专业人员迅速出具修改方案，帮助企业通过监管审查。

最后，还要谈谈责任赔偿的问题。如果因为坚持使用违法的章程条款，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了损失，责任人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比如，大股东利用违法的担保条款擅自对外担保，导致公司资产被冻结，那么大股东就必须对公司进行赔偿。这不仅是民事责任，如果情节严重，还可能触犯刑法。在加喜财税的长期实践中，我们一直强调“合规创造价值”。处理章程违法条款，不仅仅是文字游戏，更是对股东利益的实质性保护。我们不仅是帮您填几个表格，更是在帮您构建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法律防御体系。如果您现在手头的章程还是几年前从网上随便下载的，我强烈建议您赶紧找专业的机构做一次全面的“法律体检”，把那些潜在的“定时炸弹”拆除掉。

结论

回过头来看，公司章程条款若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其处理核心无外乎“识别、确认、修正”三部曲。在当前这个监管日益严格、法治环境日益成熟的时代，任何试图挑战法律底线的“聪明条款”，最终都会被证明是愚蠢的。我在加喜财税这十几年，见证了无数企业的兴衰，那些活得久、活得好的企业，无一不是在规则范围内跳舞的高手。未来的监管趋势只会越来越严，大数据比对、部门信息共享，让违规操作无处遁形。因此，对于企业而言，最好的应对不是寻找法律的漏洞，而是利用法律的赋权。公司章程不仅仅是用来约束大家的，更是用来保护大家的。通过科学的章程设计，在合规的前提下最大化股东自治空间，这才是企业长治久安的基石。希望每一位创业者都能重视手中的这份“章程”，别让一时的疏忽，成为企业发展的绊脚石。

加喜财税见解

在加喜财税看来，公司章程不仅仅是工商登记的必备文件，更是企业顶层设计的核心。面对“章程条款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这一问题，我们始终坚持“预防大于治疗”的原则。很多企业主往往认为章程只是形式，但在实际操作中，尤其是涉及到股权激励、融资并购、退出机制时，一份合规且个性化的章程能避免90%的纠纷。我们建议，企业在设立或变更章程时，应引入专业的财税法机构进行合规性审查。特别是新《公司法》实施后，关于资本制度、董监高责任的条款发生了重大变化，旧章程的“惯性”可能正是当下的“风险”。我们不仅协助您处理表面的违规条款，更结合企业的商业模式，为您定制既符合穿透监管要求，又能激发团队活力的章程方案。记住，合规不是束缚，而是企业驶向快车道的通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