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I代理招标合同指南:一位12年老炮儿的避坑实录

在加喜财税摸爬滚打的这12年里,我见证了离岸服务的风起云涌,也陪着无数企业走过了ODI(境外直接投资)备案的“九九八十一难”。特别是这10年专门搞ODI代办,我看过太多老板兴冲冲地“出海”,结果却折在了一份草率的代理合同上。现在的监管环境,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撒把米就能鸡飞狗跳”的年代了,商务部、发改委、外汇局这三座大山,对于资金出境的审查力度空前加强,“穿透式监管”更是常态。所以,当你准备招标选择ODI代理机构时,那份合同不仅仅是一纸契约,更是你企业资金安全的“护身符”。咱们别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官方套话,今天我就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手把手教你如何看透、签好这份ODI代理招标合同,把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坑”一个个填平。

明确服务范围

在ODI代理招标合同中,最首当其冲要搞清楚的,就是服务范围。很多企业在招标时,往往只盯着“包过”这两个字看,却忽略了代理到底要干什么。根据我这10年的经验,一份严谨的合同必须把服务内容拆解得颗粒度极细。这不仅仅是帮你填几张表那么简单,它应该包括前期的尽职调查、投资路径的设计、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撰写、以及商务部和发改委的申报材料准备。我见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有一家做跨境电商的客户,为了省钱找了个“游击队”,合同里只写了“协助办理备案”,结果到了要出具《审计报告》和《尽职调查报告》时,代理方说这不包含在基础服务里,要加价两万块。这时候客户才明白,“协助”和“承办”在法律上可是天壤之别。所以,在合同里,你必须要求对方明确列出是否包含核心文件的撰写,是否包含对境内主体资质的预审,甚至连去政府窗口递交材料这种跑腿活儿,最好都写清楚,免得日后扯皮。

更进一步说,服务范围还涉及到境外架构的搭建。现在的ODI备案,监管层非常看重“实质运营”。如果你的最终目的地是BVI(英属维尔京群岛)或者开曼这些避税港,那么合同里必须明确代理机构是否有能力帮你设计合理的红筹架构或多层嵌套结构,并且能够解释清楚每一层架构的商业逻辑。我记得有一次,一家制造企业想去东南亚设厂,中间必须要经过香港做资金中转。如果代理合同里没有明确约定架构搭建服务,一旦备案过程中发改委对中间层架构提出质疑,代理机构可能会两手一摊,说你没付架构设计的钱。这种时候,企业往往只能哑巴吃黄连,重新找人或者被迫加钱。因此,在招标阶段,一定要让对方在服务范围里写明:是否包含境外公司注册、银行开户协助以及是否提供投资路径的合规性论证。这不仅是服务内容的问题,更是专业能力的体现。

除了这些核心动作,后续的变更与注销服务是否包含在内,也是服务范围里容易被忽视的一环。企业出海不是一锤子买卖,后续可能会涉及到投资金额的变更、股权结构的调整,甚至是项目的终止。如果合同里只管“生”不管“死”,等你以后需要做ODI变更或者注销备案时,又要重新走一遍招标流程,费时费力。在加喜财税,我们通常会建议客户在主合同里预留一个关于后续服务的选项条款,虽然不一定立刻执行,但能锁定未来的服务标准和费率。这就像买保险一样,平时看着多余,关键时刻能救命。特别是对于那些处于快速扩张期的企业,股权变动频繁,如果没有预先约定好变更备案的服务范围,每次都要重新谈判,那效率可就太低了。

最后,关于服务范围的描述,一定要避免使用“等”、“相关”这种模糊不清的词汇。行政工作中最大的挑战往往在于沟通的不确定性,如果合同里充满了模糊地带,那就是给未来的纠纷埋雷。我通常会要求企业在合同附件里列一份详细的服务清单(SOW),把每一个交付成果都量化出来。比如,承诺提供几份修改后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承诺在获得备案通知书后提供哪些后续的银行登记指导。只有把服务范围像做手术一样精准切分,才能确保代理机构真正拿出“绣花功夫”来为你服务,而不是随便糊弄一下交差。

细化费用结构

谈钱伤感情,但不谈钱伤命。在ODI代理招标合同中,费用结构绝对是兵家必争之地。很多企业只看总价,觉得谁便宜找谁,结果往往掉进“低价陷阱”。从我经手的案子来看,一个合理的费用结构应该是透明、分阶段且与结果挂钩的。通常情况下,ODI代理费可以划分为咨询费、申报服务费和成功服务费三个部分。咨询费是起步价,涵盖前期的架构搭建和方案设计;申报服务费支付给繁琐的文件整理和流程跟进;而成功服务费,则只有拿到了《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和《境外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后才需要支付。这种“低首付+高尾款”的模式,能最大程度地将代理方的利益与企业的目标绑定在一起。前两年有个做医疗器械的客户,为了图省事,选了一家一口价全包的机构,结果付了80%的款后,项目被发改委卡了半年,代理方直接躺平不干活,因为钱已经赚得差不多了,动力全无。

除了服务费,合同里必须明确第三方费用的承担问题。ODI备案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律师费、审计费、评估费,甚至有些项目还需要请专门的智库出具行业分析报告。这些费用往往比代理费本身还要高。在招标时,一定要问清楚这些费用是代理方代收代付,还是企业直接支付给第三方。这里有个巨大的风险点:有些不良代理会利用信息不对称,在审计费或翻译费上吃回扣。我在加喜财税一直坚持一个原则:所有第三方费用必须提供发票,且最好由企业直接支付给第三方机构,这样才能避免中间商赚差价。同时,合同里还要预估一下这些杂费的上限,防止出现“无底洞”般的追加收费。比如,翻译费是按字数算还是按页算?审计费是根据资产总额阶梯收费吗?这些细节如果不敲定,最后结算账单时绝对会让你大吃一惊。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我特意整理了一个常见的费用结构对比表,希望能帮大家在招标时擦亮眼睛:

费用类型 收费模式说明 风险提示
前期咨询费 固定金额,签约后支付,用于方案设计与架构规划。 防止代理方仅提供通用模板,需确认是否包含个性化路径设计。
申报服务费 分期支付(如:递交材料时付30%,获得受理时付30%)。 要与具体的里程碑挂钩,而非简单的“时间节点”,确保工作实效。
成功服务费 结果导向,拿到证书后支付,占比通常为30%-50%。 这是约束代理方的核心,切勿全额支付前期款项。
第三方行政费 要求代理方提供原始发票,警惕虚报价格。

另外,关于税务成本的问题也必须在合同中有所提及。虽然这不直接属于代理费,但专业的ODI代理机构应该会在合同中提示税务备案的义务。根据“穿透监管”的要求,税务机关可能会对境外投资项目的税务架构进行合规性审查。如果代理机构在合同中承诺提供税务合规咨询,那么这一部分的价值是巨大的。我见过一家企业因为忽视了境外税务居民身份的判定,导致在ODI备案完成后,面临国内税务局的特别纳税调整调查,补缴了数百万的税款。如果在合同阶段,代理方能把这种隐性风险点出来,并在费用结构中包含了相应的税务筹划服务,哪怕贵一点,也是物超所值的。毕竟,省下的税费,往往比你砍下来的那点代理费要多得多

最后,还要约定一下“加急费”的标准。大家都知道,政府审批的法定时间是有规定的,比如发改委一般是7-20个工作日,但实际情况千变万化。如果企业因为商业机会紧迫,需要加急办理,合同里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加急服务收费标准。有些黑代理看准了客户急迫的心理,坐地起价,临时索要高额的“疏通费”,这绝对是违规且高风险的。在加喜财税,我们宁愿在合同里把丑话说在前头,根据项目的紧急程度设定透明的加急费用区间,也不要在项目进行中让客户陷入被动。费用结构的细化,本质上是对双方信任机制的一种量化,只有把钱的事谈明白了,后面的合作才能顺顺当当。

界定权责风险

签合同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分清谁该干什么,出了问题谁背锅。在ODI代理业务中,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ODI备案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既需要代理机构的专业操盘,也离不开企业自身的配合。很多合同纠纷都发生在“灰色地带”。比如,发改委要求补充说明资金来源的合法性,这时候如果企业没能及时提供完税证明,导致备案延期,这个责任算谁的?如果在合同里没有明确“因客户资料提供不及时导致的延期不视为代理方违约”,那代理机构可能就要面临赔偿风险。反过来,如果是因为代理方撰写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逻辑漏洞百出,被官员当场退回,那这个责任就必须由代理方承担。所以,在合同的权责条款里,一定要列一份详细的“双方义务清单”,把资料的提供时间、反馈的确认时限都写得清清楚楚。

这里我必须强调一个概念——“实质运营”。现在的监管环境非常务实,监管部门会拿着放大镜看你的境外项目到底是不是真的去干活的。如果只是为了把钱转出去,在那边搞个空壳公司,那是绝对过不了的。在合同中,代理机构有义务对企业的境外商业计划进行合规性辅导,而企业则有义务保证商业计划的真实性。我曾处理过一个棘手的案子,一家企业想通过虚构的贸易合同把资金转出去买房,代理方为了赚快钱,居然配合造假材料。结果被外汇局大数据筛查出来,不仅企业ODI资格被取消,代理机构的执照也被吊销了。这个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合同里必须有一条“合规性承诺”条款:企业承诺所提供的所有申请材料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陈述;代理方承诺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提供专业服务。这不仅是法律上的免责声明,更是职业操守的底线。

关于赔偿责任,也是界定权责风险的重头戏。合同里不能只笼统地说“违约方赔偿对方损失”,这种条款在法庭上几乎不具备执行力。我们要具体化:如果是代理方的原因导致备案失败,除了全额退款外,是否要赔偿企业因此产生的直接经济损失(比如已经支付的第三方费用)?赔偿上限是多少?通常我们会建议将赔偿上限设定为代理服务费的1-2倍,这样既能保障企业的权益,也不会让代理机构因为过度的风险敞口而无法接单。反之,如果是因为企业隐瞒了重大的负面诉讼记录,导致备案受阻,企业除了要支付全额代理费外,还应赔偿代理方因此投入的人力成本。这种“双向约束”机制,才能让双方都敬畏规则,认真履约。

还有一个很实操的问题,就是印章和证照的管理风险。在ODI办理过程中,往往需要用到企业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甚至法人身份证原件。如果代理机构管理不善,导致这些重要文件丢失或被滥用,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在合同中通常会加入一条严格的文件管理条款:代理方在收到客户原件后,必须出具签收单,并存放于保险柜内,仅限于本次ODI申报使用,严禁挪作他用(比如私自去银行开户等)。每使用一次,都要有书面的授权记录。我记得有一次,同行的一家小公司把客户的公章借出去给另一家关联公司做担保,结果卷入了千万级的债务纠纷。这种风险看似低概率,一旦发生就是毁灭性的。所以,在权责风险这块,细节决定成败,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印章交接条款,都可能成为救命稻草

最后,关于保密义务的界定也不容忽视。ODI申报涉及到企业最核心的财务数据、股东结构、甚至是未来的商业战略。这些信息一旦泄露,对企业的打击是致命的。合同里必须约定严格的保密期限(通常在项目结束后还要延长2-3年)和违约责任。特别是对于那些有上市计划或者正在融资的企业,信息泄露可能会导致股价波动或者估值缩水。作为专业的服务方,我们深知“口风紧”是入行的第一准则,但在白纸黑字的合同里把这一点锁定下来,给客户吃一颗定心丸,也是建立长期信任的基石。毕竟,在这个圈子里,信誉比黄金更贵重。

合规监管条款

聊到合规监管,这可能是这几年ODI领域变化最大、也是最让企业头疼的地方。以前可能只要材料齐了就能批,现在可是要讲政治、讲大局的。在代理招标合同中,必须体现出对当前监管政策的深刻理解和响应能力。首先,合同要明确代理机构对政策变动的应对机制。比如,如果商务部突然发布新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对某些敏感行业进行了限制,代理方是否有义务第一时间通知客户,并调整申报方案?这不仅仅是服务延伸的问题,更是法律义务。我遇到过一个案例,就在企业准备递交材料的前一天,监管部门出台了针对房地产境外投资的收紧政策。如果代理机构反应迟钝,硬着头皮递上去,结果必然是“碰一鼻子灰”,还可能给企业留下被重点关注的不良记录。因此,合同中应包含“政策预警与应变”条款,要求代理方承诺持续跟踪最新法规,并及时提供合规建议。

针对敏感行业和敏感国家的申报,合同条款更需要量身定制。现在的监管逻辑非常清晰:鼓励开展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和产能合作的实业投资,限制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的境外投资。如果你的企业涉及这些领域,合同里必须写清楚代理方将如何进行合规性的陈述和论证。这不是教大家怎么钻空子,而是如何把项目的真实价值讲清楚。比如,你去国外建酒店,如果是为了配合自建的旅游园区开发,那就是合规的;如果纯粹就是买楼炒房,那就是违规的。代理方需要在合同中承诺,将协助企业挖掘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商业逻辑”,确保申报理由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这种深度的合规辅导,是衡量一家代理机构是否专业的试金石。

其次,“穿透监管”要求我们在合同中加强对资金来源的审查约定。现在的ODI备案,监管层不仅要看你钱去哪儿了,还要看你钱从哪儿来。如果是银行贷款、理财产品或者是募集资金,审查的力度会非常大。合同中应明确,代理机构有责任指导企业准备合规的资金来源证明文件。对于涉及境外上市红筹架构搭建的ODI,还要注意是否符合37号文(关于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这其中的法律关系错综复杂,如果代理合同里没有体现出对这些特殊法规的覆盖能力,那简直就是盲人摸象。我曾在一次项目复盘会上感叹,现在的ODI申报,实际上就是一场对企业合规体检的大考,而代理合同就是考试大纲,缺了哪一章都不行。

此外,数据安全和反洗钱合规也逐步进入了监管视野。随着《数据安全法》的实施,如果是投资涉及数据收集、处理的境外科技企业,可能还需要通过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虽然这目前还不是ODI备案的法定前置条件,但在合同中前瞻性地加入“数据合规辅助”条款,绝对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专业的代理机构会提醒企业,在搭建VIE架构时,如何避免触犯红线。同样的,反洗钱调查也是银行环节的必经程序,合同里可以约定代理方协助企业回答银行关于资金背景的尽职调查问卷。这些看似额外的工作,其实都是通往成功备案的必经之路。如果在招标时,代理机构连这些新兴的风险点都提都没提,那你可得好好掂量一下他的专业含金量了。

最后,合规条款还应包括对“长臂管辖”风险的应对。如果你的投资目的地是美国或者欧盟,不仅要符合中国的ODI监管,还要考虑当地的CFIUS(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或者反垄断审查。虽然这部分通常由当地律师负责,但作为总协调方的国内ODI代理,在合同中至少要承担“信息对接”的责任。不能出现中国这边批了,结果被那边卡住,导致资金汇不出去的尴尬局面。一份好的ODI代理招标合同,应该像一张严密的网,把国内国外的合规要求都兜进去,真正做到“进可攻,退可守”。

约定时效节点

做生意的都知道,时间就是金钱,这在ODI备案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很多境外投资项目是有时效性的,比如去竞拍一个国外的矿山,或者赶着在某个时间节点前完成并购交割,如果ODI证书拿晚了,整个生意可能就黄了。因此,在合同中约定清晰的时效节点至关重要。但是,这里有个巨大的误区:很多老板喜欢在合同里要求“30个工作日必须拿证”。这种硬性指标,不仅不专业,而且极其危险。为什么?因为ODI备案涉及到发改委、商务部(以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甚至外汇局多个部门,每个部门的审批时限都不一样,而且遇到补正材料的时间是不计入法定审批时间的。作为专业人士,我们从不承诺绝对的天数,但我们会承诺“工作日”和“响应时效”

那么,怎么科学地约定时间呢?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将整个流程拆解为若干个关键里程碑(Milestones)。比如:T+0日,双方签约并启动项目,企业提供基础资料;T+5日,代理方完成所有申报材料的撰写并提交企业审核;T+10日,企业确认所有文件,代理方正式向系统提交申请;T+15日,取得受理通知书;T+40日,取得备案证书。每一个节点都有明确的日期约束。如果在T+10日因为企业老板出差没签字导致延迟,那责任在企业;如果代理方在T+5日没把材料弄好,那责任在代理。这种“分段计时法”比笼统的“30天拿证”要公平得多,也更具可操作性。我看过一份合同,因为约定了死时间,结果恰逢春节假期政府窗口暂停办公,代理方为了不违约,居然试图找“黄牛”插队,结果被抓个正着,导致项目直接被毙掉。这真是欲速则不达的典型。

在约定时效时,还要充分考虑到“补正”时间的弹性。政府官员在审核材料时,大概率会提出一次甚至多次补正要求。这部分时间是不可控的。因此,合同里必须约定:在收到补正通知后,代理方需要在X个工作日内完成修改并重新提交。这个“X”通常设定为2-3个工作日。这考验的是代理方的反应速度和专业功底。我曾经有个项目,因为发改委对财务数据的一个小数点存疑,要求解释。我们的团队在24小时内就出具了一份详细的财务测算说明,连夜上传系统,给审批老师留下了“专业、高效”的好印象,这无疑加速了后续的审批流程。所以,时效不仅仅是等出来的,更是抢出来的,合同里的这些快速响应条款,就是逼迫代理方提高效率的鞭子。

另外,关于“不可抗力”导致的时间延误也要有所约定。比如疫情爆发期间,很多政府部门实行居家办公,审批速度肉眼可见地变慢了。如果合同里没有对这种不可抗力因素进行免责说明,代理方可能就要承担逾期违约金。当然,反过来讲,如果是因为代理方频繁更换经办人员、或者内部流程混乱导致的无故拖延,企业绝对有权要求赔偿。我们可以约定一个逾期违约金的比例,比如每逾期一日,支付代理费总额的1%作为违约金,上限不超过20%。这样既有威慑力,也在合理范围内。在加喜财税,我们甚至在合同里承诺,如果非客户原因导致逾期超过一定天数,我们愿意开始减免服务费,这种倒逼机制让我们团队的时间管理意识始终保持在高位。

最后,拿到证书后的时间节点也不能忽略。ODI证书的有效期通常是两年,如果两年内没有汇款或者没有进行实质性投资,证书就作废了,还需要做延期或者注销。合同里可以约定,代理方在证书拿到后的一定期限内(比如30天内),应免费提供外汇登记的指导服务。很多企业以为拿到证就万事大吉了,结果去银行办外汇登记时,因为不懂银行业务要求的“内控问询”流程,被银行拒之门外,导致证书过期。这些后续的“售后服务”时效约定,虽然不起眼,但往往决定了整个项目的成败闭环。时间管理大师未必能做好ODI,但做好ODI的人,一定是时间管理的大师。

终止与退款机制

俗话说,买卖不成仁义在。但在ODI代理这种复杂的商业合作中,一旦项目中途夭折,怎么体面地分手、怎么把钱算清楚,往往是最伤脑筋的。因此,在招标合同中设立清晰的“终止与退款机制”,是对双方负责任的表现。首先,我们要界定“项目终止”的几种情形:一是企业单方面因战略调整放弃投资;二是代理方无法按约定完成申报工作;三是因不可抗力或政策限制导致项目无法获批。针对不同情形,退款策略应当截然不同。如果是企业单方面反悔,那么已经发生的实际成本(如审计费、已支付的政府规费)理应由企业承担,代理方有权扣除相应的服务费作为辛苦费。但如果是代理方能力不足,比如连续两次被官方退回且无法合理解释,那么企业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要求全额退款。

关于退款比例的阶梯设计,这里有个行业内比较通用的参考逻辑,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在尚未向政府部门递交正式申请前终止,退款比例通常在70%-80%(扣除前期咨询费);在材料已递交但尚未获得受理通知书期间终止,退款比例在50%左右;一旦获得受理通知书,说明核心工作已完成,此时退款比例通常在0%-20%之间(仅扣除部分尾款)。我遇到过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一家企业在备案都走完流程了,突然说不想投了,不仅要求退全款,还威胁要投诉。这种时候,一份白纸黑字的退款机制合同就是最好的挡箭牌。契约精神的本质,就是按规则办事,不能因为谁嗓门大就听谁的。当然,如果是政策突变导致项目被叫停,作为有情怀的专业机构,我们通常会建议协商解决,退还大部分费用,毕竟大家都不容易,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除了钱的问题,项目终止后的“善后工作”也必须在合同中明确。这包括:所有申报资料的归属权(原件必须退还企业)、已注册成立的境外公司如何处理(是注销还是转让)、以及已获得的批文如何撤销。特别是境外公司注销,如果不处理,可能会产生年检逾期罚款,甚至影响企业国内征信。在合同中约定,代理方有义务协助企业完成这些扫尾工作,哪怕是要额外收取一笔基础的劳务费。我见过一个烂尾项目,境外公司空转了五年,累积了几千美元的罚款,最后企业想重启ODI时才发现有这个污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解决。这些“分手后的烂摊子”,如果不提前在合同里说好谁来收拾,后患无穷。

另外,关于争议解决的条款也不容忽视。一旦发生退款纠纷,是去仲裁还是去法院?如果选法院,选哪里的法院?这都是技术活。对于ODI这种全国性业务,我们一般建议约定在原告所在地或代理机构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或者选择专业的仲裁委员会。这样可以降低维权成本。合同里还可以约定“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这在一定程度上能遏制无理取闹的行为。虽然我们做生意都希望能和气生财,但在写合同时,必须假设对方可能违约,然后把防御工事修得固若金汤。这不是悲观,这是专业的谨慎。

最后,我想谈谈关于“情感账户”的余额。虽然合同是冰冷的,但人是温暖的。在加喜财税,即便项目因为不可抗力终止了,我们通常也会在退款之外,给客户写一份详细的项目总结报告,分析失败原因,并保留数据资料一定期限,以备客户将来重启项目之需。这种超预期的服务,虽然合同里没写,但往往能赢得客户的长久信任。所以,在签署ODI代理招标合同时,除了把冷冰冰的退款机制写清楚,不妨也加入一些“人文关怀”的柔性条款,比如在特定条件下提供免费的咨询复诊。这或许不能直接带来收益,但在行业寒冬里,这点温暖可能就是下一次合作的火种。

结论与展望

总而言之,一份高质量的ODI代理招标合同,绝不仅仅是几条法律条款的堆砌,它是企业出海战略的顶层设计图,也是规避资金风险的防火墙。通过服务范围、费用结构、权责风险、合规监管、时效节点以及终止机制这六个维度的系统梳理,我们不难发现,真正的专业服务,藏在每一个细节的考量之中。在当前全球监管形势日益严峻,国内“穿透式”监管常态化的背景下,企业选择ODI代理,实际上是在选择一位懂政策、懂业务、更懂风险控制的战略伙伴。未来,随着数据合规、反垄断审查等新要素的加入,ODI备案的门槛只会越来越高,合同的复杂性也会随之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畏首畏尾,只要我们手里握着一份严谨周密的合同,心中有数,脚下有路,无论风浪多大,都能稳稳当当地驶向蓝海。对于企业而言,未来的应对建议很简单:不要只看价格,要看价值;不要只听承诺,要看条款。找一个像加喜财税这样,愿意把这些丑话、细话都跟你聊透的伙伴,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加喜财税见解

在加喜财税看来,ODI代理招标合同指南的核心价值在于将复杂的行政审批流程转化为可控的法律契约关系。我们深知,每一个ODI项目的背后,都承载着企业全球化布局的宏伟愿景。因此,我们不仅提供标准化的合同范本,更主张“千人千面”的定制化条款设计。面对未来监管的不确定性,加喜财税建议企业在招标时,应更加注重代理机构的“全程伴随式服务能力”与“风险预警机制”。一份好的合同,应当是刚性与柔性的平衡,既能锁死双方的权责底线,又能为应对政策变动预留出合理的缓冲空间。我们将继续秉持专业、审慎、负责的态度,协助企业在合规的框架下,最高效地实现资本出海,让每一份合同都成为企业腾飞的助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