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协议制定，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税费由谁承担？

# 股权协议制定，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税费由谁承担？ 在商业世界的棋盘上，股权转让无疑是一步关键的“棋子”——它可能是企业融资扩张的“跳板”，也可能是创始人功成身退的“终点站”，甚至是并购重组中的“胜负手”。但无论是哪种场景，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税费承担问题，都像棋盘上的“暗礁”：若处理不当，轻则让双方陷入纠纷、增加交易成本，重则可能导致协议无效、引发税务稽查风险。我见过太多案例：有的企业因协议中一句“税费由双方承担”的模糊约定，在交易后互相扯皮数月；有的股东因未提前预缴个税，导致股权转让款被法院冻结；更有甚者，因试图通过“阴阳合同”逃避税费，最终被税务机关处以罚款甚至承担刑事责任。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在于对“税费由谁承担”的认知偏差——有人认为“协议约定就行”，有人觉得“税法说了算”，还有人干脆“走一步看一步”。事实上，税费承担绝非简单的“谁付钱”问题，它涉及税法强制性规定、合同自由原则、交易实质判断等多重维度，是股权协议制定中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 法律框架下的税费承担原则 税法优先，合同约定为辅是处理股权转让税费承担问题的核心原则。从法律层面看，税法属于强制性规范，纳税义务人的身份、税种、税率等要素由国家税法直接规定，当事人不能通过约定改变法定纳税义务。比如《个人所得税法》明确规定，个人转让股权所得属于“财产转让所得”，以转让收入减除股权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税款由转让方（纳税义务人）自行申报缴纳；《印花税法》则规定，股权转让书据的立据双方均为纳税义务人，由转让方和受让方双方各自按合同金额的0.05%缴纳。这些规定是税务机关征税的直接依据，任何协议约定都不能推翻——即便协议中写“税费由受让方承担”，税务机关仍会向法定纳税义务人（转让方）追缴税款，受让方最多只是基于合同约定向转让方追垫款项，而非直接替代履行纳税义务。 但合同约定并非“无用功”。在法定纳税义务确定的前提下，协议可以约定税费的最终承担主体。这种约定本质上是对交易成本的分配，属于合同自由范畴。比如转让方可以约定“受让方需承担本次交易的全部税费”，这相当于将税费成本计入转让对价的一部分；受让方也可以约定“转让方净到手XX万元，税费由双方按比例分摊”。这种约定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如约定由非纳税义务人直接缴纳税款），就是有效的。不过，实践中常有人混淆“纳税义务”与“承担主体”的区别：比如某协议约定“受让方负责代扣代缴转让方的个人所得税”，这种约定是有效的（代扣代缴是税法赋予扣缴义务人的义务），但如果约定“受让方直接以自己名义缴纳转让方的个人所得税”，则可能因违反税法对纳税义务人的规定而无效。我之前处理过一个案例：某协议约定“税费由受让方承担”，但未明确是“代缴”还是“最终承担”，交易后税务机关向转让方催缴税款，转让方以“协议约定由受让方承担”为由拒绝缴纳，最终导致双方对簿公堂。法院最终认定，协议中的“承担”指的是“最终承担”，转让方仍需履行纳税义务，受让方可在支付转让款时扣除相应税款后向转让方追偿——可见，明确“承担”的性质（代缴/最终承担）对避免纠纷至关重要。 ## 常见税种及法定承担方 股权转让涉及的税种并非单一，而是根据转让主体（个人/企业）、转让标的（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交易性质（平价/溢价/折价）等不同有所差异，厘清各税种的法定承担方是协议制定的前提。 个人所得税：转让方的“必答题”。个人转让股权是最常见的场景，也是税务监管的重点。《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个人转让股权的应纳税所得额=转让收入-股权原值-合理费用，适用20%的比例税率。这里的“转让收入”包括现金、非货币性资产等各种形式对价，“股权原值”为股东投资时实际支付的金额，“合理费用”包括印花税、交易佣金等。法定纳税义务人是转让方（个人股东）,需由受让方作为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若受让方未履行代扣代缴义务，税务机关仍会向转让方追缴，同时可能对受让方处以罚款）。实践中，个人股东常通过“平价转让”或“阴阳合同”试图避税，但税务机关有权按“净资产核定法”重新核定转让收入（即以被投资企业净资产×转让股权比例作为转让收入），近年来随着“金税四期”的推进，个人股权转让税务监管已趋严格，某上市公司股东曾因通过“壳公司”间接转让股权、未申报个税，被税务机关追缴税款及滞纳金超2000万元。 企业所得税：企业股东的“必修课”。企业（包括法人企业、合伙企业等）转让股权，涉及的税费处理更为复杂。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纳税义务人是转让方（企业股东）,应纳税所得额=转让收入-股权计税基础-相关税费，适用25%的基本税率（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可享受优惠税率）。这里的“股权计税基础”不是简单的“投资成本”，而是包括初始投资成本、后续增资、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等形成的权益金额。例如，某A公司以1000万元投资B公司，持股10%，后B公司未分配利润累计5000万元，A公司以3000万元转让股权，其股权计税基础=1000+5000×10%=1500万元，应纳税所得额=3000-1500-相关税费=1500万元（假设无其他税费），应缴企业所得税=1500×25%=375万元。需要注意的是，若被投资企业为合伙企业，合伙人（企业）需按“先分后税”原则，将股权转让所得并入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若为居民企业之间符合条件的股权投资（如连续持有12个月以上），还可享受免税优惠（股息红利所得免税，股权转让所得需按规定纳税）。 印花税：双方的“共同责任”。印花税是对经济活动中书立、领受具有法律效力的凭证的行为征收的税，股权转让属于“产权转移书据”，按合同金额的0.05%缴纳。根据《印花税法》，股权转让书据的立据双方（转让方和受让方）均为纳税义务人，各自按合同金额的0.05%缴纳，合计0.1%。例如，股权转让合同金额为1000万元，双方各需缴纳印花税=1000万×0.05%=5000元。印花税虽然金额不大，但属于“必缴税种”，且实行“自行贴花或汇总缴纳”方式，若未缴纳，除补缴税款外，还可能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处以罚款。我曾遇到一个案例：某企业因股权转让合同未缴纳印花税，被税务机关处以应纳税款50%的罚款，导致交易成本增加，这提醒我们：印花税虽小，但协议中仍需明确缴纳方式和时间，避免遗漏。 ## 协议约定与法律冲突的处理 实践中，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税费承担的约定常与税法规定存在“冲突”，或因表述模糊引发争议，如何平衡合同自由与税法强制性，是协议制定的关键。 约定无效的情形：触碰税法红线。并非所有协议约定都有效，若约定内容直接违反税法强制性规定，则该部分条款无效。例如，约定“受让方以自己名义缴纳转让方的个人所得税”，因违反《个人所得税法》对纳税义务人的规定，无效；约定“通过关联交易转移收入，降低股权转让价格以逃税”，因违反税法“实质课税”原则（税务机关有权按公允价值重新核定收入），无效；约定“税费由税务机关承担”，因税务机关是征税主体，非合同当事人，该约定也属无效。我之前处理过一个跨境股权转让案例：某内资企业约定“境外受让方承担全部税费，包括预提所得税”，但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及税收协定，预提所得税的法定纳税义务人是内资企业（转让方），境外受让方最多作为扣缴义务人，该约定中“由受让方承担预提所得税”的部分因违反税法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最终双方只能重新协商税费承担比例。 约定有效但需明确“承担性质”。若协议约定未违反税法强制性规定，但表述模糊，可能导致双方对“承担”的理解差异。例如，“税费由双方承担”未明确是“各自承担己方税费”还是“平均分担所有税费”，“税费由受让方承担”未明确是“代扣代缴后由转让方承担”还是“最终由受让方承担”。这种情况下，需结合合同上下文、交易习惯、行业惯例等解释。我曾遇到一个案例：某协议约定“本次交易产生的税费由受让方承担”，后因转让方需缴纳个税500万元，受让方以“协议未明确是代缴”为由拒绝支付，法院最终结合交易背景（受让方为大型企业，对税费承担应有更专业的认知）和行业惯例（“税费由受让方承担”通常指“最终承担”），认定受让方需承担该笔税费。为避免此类争议，协议中应明确税费承担的“性质”——例如“受让方应代扣代缴转让方的个人所得税，该税款包含在转让对价内，由受让方实际承担”或“转让方净到手金额为XX万元，所有税费（包括个人所得税、印花税等）由双方按7:3比例分摊”。 “税负转嫁”条款的设计技巧。在合法前提下，协议可通过“税负转嫁”条款实现税费成本的合理分配。例如，对于溢价转让，转让方可要求“受让方承担本次交易的全部税费”，相当于将税费成本计入转让对价；对于平价转让，受让方可要求“转让方承担个人所得税，转让对价不变”（此时转让方需自行承担个税成本，可能影响交易意愿）。某科技企业在股权转让时，因涉及高额溢价（转让价格5000万元，股权原值800万元），在协议中约定“受让方承担本次交易的全部税费（包括个人所得税、印花税等）”，转让方的“净到手金额”为5000万元（税费由受让方额外支付），既保证了转让方的实际收益，又明确了税费承担主体，避免了后续纠纷。需要注意的是，税负转嫁条款需结合交易实质设计，若转嫁比例明显偏离合理范围（如约定受让方承担100%税费且转让对价明显偏低），税务机关可能认定为“不合理安排”并调整。 ## 不同主体（个人/企业）的差异处理 个人与企业作为转让方，在税费承担的法律依据、计算方式、风险点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协议制定时需“因人而异”，针对性设计条款。 个人转让：关注“核定征收”与“代扣代缴”。个人股权转让的税务风险主要集中在“收入核定”和“代扣代缴”两方面。根据《个人所得税法》，个人转让股权需如实申报收入，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可按“净资产核定法”核定收入：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价格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未按规定办理股权转让手续；转让方无法提供股权原值凭证等。例如，某个人股东以100万元转让一家净资产2000万元的公司10%股权，因合同价格明显偏低，税务机关按“2000万×10%=200万元”核定收入，应纳税所得额=200万-股权原值（假设为50万）=150万，个税=150万×20%=30万元。协议中需明确“转让方保证提供的股权原值凭证真实有效，若因虚假申报导致税务机关核定收入，增加的税费由转让方承担”，以约束转让方行为。同时，受让方作为扣缴义务人，需在协议中约定“代扣代缴的时间、方式及逾期责任”——例如“受让方应在支付股权转让款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未代扣代缴导致税务机关处罚的，由受让方承担罚款，但转让方应补缴税款”。 企业转让：关注“股权计税基础”与“递延纳税”。企业股权转让的税费处理更复杂，核心在于“股权计税基础”的确定和“递延纳税”政策的适用。股权计税基础不是简单的“投资成本”，而是包括初始投资成本、后续增资、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等形成的权益金额。例如，某A公司以1000万元投资B公司，持股10%，后B公司盈利5000万元（未分配），A公司以3000万元转让股权，其股权计税基础=1000+5000×10%=1500万元，应纳税所得额=3000-1500=1500万元，企业所得税=1500×25%=375万元。协议中需明确“转让方提供的股权计税基础凭证（如投资协议、财务报表等）真实有效，若因计税基础错误导致税费增加，由转让方承担”。此外，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享受“递延纳税”政策：例如，居民企业之间符合条件的股权划转（如100%直接控制的母子公司之间），可暂不确认股权转让所得，协议中需明确“本次交易符合递延纳税条件，若因政策变化或交易实质不符合条件导致税费增加，由转让方承担”。某集团企业在子公司股权转让时，因未明确递延纳税政策的适用条件，后因子公司业务调整导致不符合政策，需补缴企业所得税2000万元，最终通过补充协议约定“税费由双方按6:4比例分摊”才解决纠纷。 ## 特殊情形：股权置换与跨境转让 除常规现金转让外，股权置换、跨境股权转让等特殊情形下的税费承担更为复杂，需结合税法特殊规定和交易结构设计协议条款。 股权置换：非货币性资产处置的双重税务处理。股权置换是指以股权作为支付对价受让另一项股权，本质上属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企业所得税法》，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视同销售确认收入，但符合特殊重组条件的可暂不确认所得。例如，A公司持有甲公司100%股权（计税基础5000万元，公允价值8000万元），用于置换B公司持有的乙公司60%股权（计税基础6000万元，公允价值8000万元），若符合“具有合理商业目的、股权支付比例不低于85%”等条件，可暂不确认A公司股权转让所得，未来转让乙公司股权时再纳税。协议中需明确“本次交易符合特殊重组条件，若因政策变化或交易实质不符合条件导致税费增加，由双方按5:5比例分摊”，并约定“股权置换的公允价值确定方式（如资产评估报告）”，避免后续争议。个人股权置换同样需视同销售缴纳个人所得税，例如个人股东以股权置换房产，需按股权公允价值减去原值后缴纳个税，协议中需明确“置换资产的公允价值确定方式及税费承担主体”。 跨境转让：预提所得税与税收协定的适用。跨境股权转让涉及复杂的国际税收问题，核心是预提所得税和税收协定的适用。根据《企业所得税法》，非居民企业转让中国境内股权，所得来源为中国境内，需缴纳10%的预提所得税（税收协定另有规定的除外）。例如，某香港公司转让内地企业股权，若符合“受益所有人”条件，可适用中港税收协定（5%的预提税率）；若不符合，则需缴纳10%预提税。协议中需明确“转让方为非居民企业，受让方作为扣缴义务人需按规定代扣代缴预提所得税，税收协定的适用条件及责任承担”——例如“转让方应提供‘受益所有人’证明材料，若因材料不实导致无法享受协定优惠，增加的税费由转让方承担”。我曾处理一个案例：某新加坡公司转让内地企业股权，协议中未约定税收协定适用条件，后因无法提供“受益所有人”证明，需按10%而非5%缴纳预提税，导致税费增加300万元，最终通过补充协议约定“税费由双方按7:3比例分摊”才解决。此外，跨境转让还需考虑“反避税规则”，若交易缺乏合理商业目的且减少中国境内税收，税务机关可能进行特别纳税调整，协议中需明确“若因反避税调查导致税费增加，由双方协商解决”。 ## 税务筹划与风险防范 股权转让税费承担不仅是“分钱”问题，更涉及税务筹划与风险防范，合理的协议条款可有效降低交易成本，避免税务风险。 合理定价：避免“价格核定”风险。股权转让定价是税务筹划的核心，也是税务机关监管的重点。《个人所得税法》规定，股权转让价格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收入。例如，某个人股东以100万元转让净资产2000万元的公司10%股权，因价格明显偏低，税务机关按“2000万×10%=200万元”核定收入，导致个税增加。协议中需明确“转让价格以资产评估报告为准，或约定价格核定标准（如‘不低于每股净资产×转让比例’）”，并保留“价格偏低”的正当理由（如亲属间转让、被投资企业连续亏损等）。企业股权转让同样需关注定价合理性，若转让价格与股权公允价值差异过大，可能面临特别纳税调整风险。 递延纳税：政策红利的应用。符合条件的股权交易可享受递延纳税政策，降低当期税负。例如，居民企业之间100%直接控制的母子公司之间，股权划转可选择暂不确认所得，协议中需明确“本次交易符合递延纳税条件，双方应配合办理相关税务备案手续，若因未备案导致无法享受政策，由责任方承担税费”。个人股权转让暂无递延纳税政策，但可通过“先分后转”（先分配股息再转让股权）降低税负：例如，某个人股东持股的公司有未分配利润1000万元，若直接转让股权，需按“转让收入-股权原值”缴纳个税；若先分配股息（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缴纳20%个税），再按“转让收入-股权原值-已分配股息”缴纳个税，可能降低综合税负。协议中需结合企业实际情况，设计“股息分配+股权转让”的交易结构，并明确“股息分配的时间、方式及税费承担”。 风险防范：条款设计的“三重保障”。为避免税务风险，协议中需设置“三重保障”：一是“信息披露条款”，要求转让方如实提供被投资企业财务状况、股权结构、未分配利润等信息，若因信息不实导致税费增加，由转让方承担；二是“税费计算条款”，明确税费的计算方式（如“个人所得税按转让收入×20%计算，印花税按合同金额×0.05%计算”）、承担比例及支付时间；三是“违约责任条款”，明确一方未履行税费承担义务的违约责任（如“逾期支付每日按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导致税务机关处罚的，承担全部罚款及滞纳金”）。某企业在股权转让协议中设置了“三重保障”，后因转让方隐瞒被投资企业负债，导致转让价格虚高，受让方依据“信息披露条款”要求转让方补偿税费损失，成功避免了200万元损失。 ## 争议解决机制 即便协议条款设计再完善，仍可能因税费承担问题引发争议，建立明确的争议解决机制是“最后一道防线”。 协商优先：商业谈判的灵活性。争议发生后，双方应首先通过协商解决，这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方式。协议中可约定“税费争议发生后，双方应在X日内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进入其他争议解决程序”。例如，某股权转让交易因“净资产核定”导致税费增加，双方通过协商约定“增加的税费由双方按6:4比例分摊”，避免了诉讼成本。协商的优势在于灵活性，可根据交易背景、双方实力等因素达成“双赢”方案，而非单纯依据法律条款判断胜负。 仲裁与诉讼：法律途径的选择。若协商不成，可通过仲裁或诉讼解决。仲裁的优势是“一裁终局”，效率较高，且仲裁不公开，适合注重商业保密的企业；诉讼的优势是程序严谨，可上诉，但周期较长、成本较高。协议中需明确“争议解决方式（仲裁/诉讼）及管辖地（如仲裁委员会、法院所在地）”。例如，某跨境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适用中国法律，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后因预提税承担争议，双方通过仲裁解决了纠纷。需要注意的是，税务争议（如税务机关核定收入、处罚）不属于合同争议，需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解决，协议中不能约定“由仲裁解决税务争议”。 证据保存：争议解决的“弹药”。无论是协商、仲裁还是诉讼，证据都是关键。协议中需明确“双方应保存与税费相关的所有凭证（如股权转让合同、财务报表、完税证明、税务机关文书等）”，并在争议发生时及时提供。例如，某企业因“代扣代缴”争议被税务机关处罚，通过保存的“协议中代扣代缴条款”和“支付凭证”，成功证明已履行代扣义务，避免了罚款。证据保存不仅是协议要求，也是税务合规的基本要求，企业应建立完善的税务档案管理制度。 ## 总结与前瞻性思考 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税费承担问题，本质是税法强制性规定与合同自由原则的平衡，也是交易双方商业利益的博弈。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核心结论：第一，税法优先于合同约定，法定纳税义务人不能通过协议改变，但协议可约定税费的最终承担主体；第二，不同税种（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的法定承担方不同，需分别明确；第三，协议约定需清晰、具体，避免模糊表述导致争议；第四，特殊情形（股权置换、跨境转让）需结合税法特殊规定设计条款；第五，税务筹划与风险防范是协议制定的重要环节，需通过合理定价、递延纳税、风险条款设计等降低成本。 未来，随着“金税四期”的推进和数字经济的发展，股权转让税务监管将更加严格：一方面，税务机关将通过大数据比对（如工商登记、银行流水、发票信息等）实时监控股权转让交易，打击“阴阳合同”、收入核定等避税行为；另一方面，跨境股权转让的反避税规则将进一步完善，“受益所有人”判定、一般反避税条款等适用范围将扩大。因此，企业在制定股权协议时，需更加注重税务合规，从“事后补救”转向“事前规划”，必要时寻求专业财税机构的支持——毕竟，在税务监管趋严的背景下，“省下的税费”可能远不及“违规的代价”。 ### 加喜财税对股权协议制定，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税费由谁承担？相关内容的见解总结 在加喜财税10年的企业服务经验中，我们发现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税费承担问题，根源在于“税法认知”与“商业约定”的脱节。很多企业认为“协议约定就行”，却忽视了税法的强制性；有的试图通过“模糊条款”转嫁风险，最终引发纠纷。我们始终强调：税费条款设计需“双管齐下”——既要符合税法规定（明确法定纳税义务人、代扣代缴义务），又要满足商业需求（通过合理约定分配成本）。例如，在溢价转让中，我们常建议“受让方承担全部税费，转让方净到手金额固定”，既保证转让方收益，又明确责任；在跨境转让中，我们会提前评估税收协定适用条件，协助客户准备“受益所有人”证明，降低预提税成本。总之，股权协议中的税费承担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唯有“税法+商业”双重视角，才能实现风险可控、交易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