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权协议制定，股东协议和公司章程有何区别？
在创业浪潮中，股权分配被誉为企业的“生命线”，而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则是这条生命线的“双保险”。然而，现实中不少创业者对这两者的区别模糊不清，甚至认为“签了章程就不用签协议”或“协议能替代章程”。去年我接触过一个案例：某科技公司三位创始人因口头约定“股权按出资比例分配”，但未在股东协议中明确退出机制，后因一人离职引发股权纠纷，不仅耗费半年时间诉讼，还导致公司核心业务停滞。事实上，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虽同属股权治理的核心文件，却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功能定位、法律效力、适用场景各有侧重。若混淆二者，轻则引发内部矛盾，重则导致公司治理瘫痪。本文将从法律性质、制定程序、内容侧重、约束力范围、优先效力五个维度，结合十年企业服务经验，拆解两者的本质区别，为创业者提供实操指引。
## 法律性质：契约自由 vs 法定强制
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其法律属性——前者是“私人契约”，后者是“公司宪法”。这一本质差异决定了二者在制定逻辑、法律效力上的分野。
股东协议本质上是股东之间的“民事合同”，遵循《民法典》中“意思自治”原则。它由全体股东（或部分股东）自愿协商签订，核心是解决“股东之间如何相处”的问题，比如“谁说了算”“钱怎么分”“人走了怎么办”。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股东可以自由约定条款，甚至“同股不同权”“一票否决”等特殊安排也能通过协议实现。记得2019年服务过一家设计公司，两位创始股东出资比例各占50%，但其中一位负责技术且更懂市场，他们通过股东协议约定“技术方对产品迭代拥有一票否决权”，这种个性化约定完全体现了契约自由。
公司章程则不同，它是公司的“组织法”，兼具“契约性”与“法定性”双重属性。根据《公司法》第11条，公司章程是公司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准则，必须依据《公司法》规定的必备条款制定，如公司名称、住所、经营范围、注册资本、组织机构等。章程一旦生效，不仅对股东具有约束力，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同样具有强制约束力——它就像公司的“根本大法”，任何个人或机构都不能凌驾于章程之上。我曾遇到一个案例：某公司章程明确“董事任期三年，不得连任”，但大股东擅自任命连任董事，最终因违反章程被法院判决任命无效，这恰恰印证了章程的法定强制力。
简言之，股东协议是“股东之间的约定”，可灵活调整；公司章程是“公司的规则”，具有法定权威。前者解决“股东私权”，后者规范“公司公权”，二者如同“私域自治”与“公域秩序”的平衡，缺一不可。
## 制定程序：灵活协商 vs 严格登记
从制定主体到生效方式，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的制定程序差异显著，这种差异直接反映了二者“灵活性”与“规范性”的不同追求。
股东协议的制定主体是全体股东或特定股东，程序高度灵活。它可以是公司设立前股东为明确权利义务签订的“前置协议”，也可以是公司运营中为解决特定问题（如股权代持、一致行动）签订的“补充协议”。签订方式可以是书面、口头（但建议书面），甚至可以通过邮件、微信等电子形式确认（需符合《电子签名法》要求）。更重要的是，股东协议无需工商登记，仅对签约股东产生约束力——非签约股东即使知晓协议内容，若未同意也不受其限制。比如去年我辅导的一家餐饮连锁企业，三位创始股东在运营两年后签订“竞业禁止补充协议”，仅约束三人，后续加入的新股东自动不受该协议限制，除非另行签署。
公司章程的制定则严格得多，其主体是“公司全体发起人”或“全体股东”，程序必须符合《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设立公司时，章程需由全体发起人（或创立大会）一致通过（或章程约定多数决），并经公司登记机关（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登记后才生效；修改章程也必须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且需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公司法》第43条）。此外，章程内容必须包含法定必备条款，如“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担任”“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等，任意性条款不得与法律冲突。我曾见过一个“踩坑”案例：某初创公司章程中约定“股东会决议需全体一致通过”，但《公司法》仅要求“修改章程、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需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其他事项可章程约定多数决。该公司因股东之一反对导致无法决策，最终不得不修改章程，浪费了大量时间。
可以说，股东协议的“灵活”体现在“随时签、随时改”，公司章程的“规范”体现在“严制定、严登记”。前者像“股东间的君子协定”，后者像“公司的出生证明”，程序差异背后，是对“效率”与“安全”的不同侧重。
## 内容侧重：个性化约定 vs 基础架构设计
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的内容范围，如同“定制西装”与“标准尺码”——前者针对股东需求“量体裁衣”，后者搭建公司治理的“基础框架”。
股东协议的内容高度个性化，聚焦股东之间的“特殊约定”。这些约定往往超出公司章程的常规范畴，解决章程无法覆盖的细节问题。常见内容包括：**股权代持安排**（如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的权责划分）、**表决权行使机制**（如小股东对重大事项的一票否决权）、**分红与退出机制**（如“利润按出资比例分配，但创始人需预留20%作为期权池”）、**股权锁定期**（如“创始人3年内不得转让股权”）、**清算优先权**（如“投资人清算时优先获得2倍本金回报”）等。例如我服务过一家生物科技公司，股东协议中专门约定“技术入股的股东需全职在公司工作5年，否则股权按比例稀释”，这种条款在章程中很少体现，但对科技型企业至关重要。
公司章程的内容则更侧重“公司治理的基础架构”，是公司运行的“底层代码”。根据《公司法》第25条，章程必须包含以下法定条款：公司名称和住所、经营范围、注册资本、股东或发起人的姓名或名称、出资方式、出资时间、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公司法定代表人、解散事由与清算办法等。此外，章程还可以约定任意性条款，如“董事长的产生方式”“监事会的组成”等，但这些条款不得与法律冲突。比如章程中可以约定“股东会定期会议每年召开两次”，但不能约定“股东会决议只需半数表决权通过”（除非法律允许）。值得注意的是，章程的“基础性”意味着它不会覆盖所有细节，比如股东之间的分红比例、退出条件等，这些更适合在股东协议中约定。
打个比方：股东协议是“股东之间的操作手册”，解决“怎么做”的问题；公司章程是“公司的组织手册”，解决“谁来做、做什么”的问题。前者追求“灵活定制”，后者强调“标准规范”，二者内容互补，共同构成公司治理的“制度拼图”。
## 约束力范围：对内约定 vs 对内对外兼修
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的约束力范围，如同“家庭内部约定”与“社区公约”——前者仅对家庭成员有效，后者对社区内外均有约束力。这一差异直接影响协议/章程的适用场景和风险边界。
股东协议的约束力严格限定在“签约股东之间”，属于“对内约定”。它不约束公司本身，也不约束非签约股东或第三方。比如股东A与股东B约定“C股东若离职，其股权按50%价格转让给A”，若C未在该协议上签字，C完全可以拒绝该约定——除非公司章程中有类似条款。此外，股东协议也不能约束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管，除非他们同时也是签约股东。我曾遇到一个案例：某公司股东协议约定“总经理需由股东A担任”，但股东A后来辞职，新任总经理B并非股东，该协议对B毫无约束力，导致公司管理混乱。
公司章程的约束力则广泛得多，属于“对内对外兼修”。根据《公司法》第11条，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有约束力。这意味着：公司必须按章程规定运营（如“不得超越经营范围经营”），股东必须按章程行使权利（如“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董事、监事、高管必须按章程履行职责（如“董事应当遵守章程，忠实履行职务”）。更重要的是，章程的约束力还延伸至“第三方”——比如公司与外部签订合同时，若合同条款与章程冲突，可能影响合同效力。例如某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对外担保需经股东会决议”，但法定代表人未经决议擅自担保，债权人若明知章程规定，担保可能无效（《公司法》第16条）。
简言之，股东协议是“股东之间的私约”，约束范围“窄而深”；公司章程是“公司的公规”，约束范围“广而泛”。创业者若想约束股东之间的特殊权利义务，需依赖股东协议；若想规范公司整体运营及各方行为，则必须完善章程。
## 优先效力：协议补充 vs 章程优先
当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的内容发生冲突时，应以谁为准？这个问题在实践中引发无数纠纷，而答案的核心在于“效力层级”——公司章程通常优先，但股东协议在特定情况下可“例外补充”。
一般而言，公司章程的效力优先于股东协议。这是因为章程是公司的“根本大法”，经过法定程序制定并登记公示，具有“对世效力”；而股东协议是“契约”，未经公示，仅对签约股东有约束力。根据《公司法》第11条，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等均有强制约束力，即使股东协议与章程内容冲突，也应优先适用章程。比如某公司章程约定“股东会决议需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通过”，但股东协议约定“一半表决权即可通过”，若公司按股东协议决议，该决议可能因违反章程而无效。我曾服务过一个客户，他们因股东协议与章程约定不一致，导致一项增资决议被法院撤销，最终不得不修改章程以统一约定。
但股东协议并非“绝对无效”，在特定情况下可优先于章程。这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章程明确允许股东协议优先；二是股东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比如章程可以约定“本章程未尽事宜，以股东协议为准”或“股东协议中的特殊约定优先于章程条款”。此外，若股东协议的内容属于章程未涉及的“个性化约定”，二者并不冲突，则可同时适用。例如章程规定“股东按出资比例分红”，而股东协议约定“创始人股东额外享受5%的利润奖励”，这种情况下，只要章程未禁止，股东协议可以补充适用。
值得注意的是，股东协议优先于章程的情况需谨慎使用。因为章程具有公示效力，外部交易相对人（如债权人、投资人）通常依赖章程判断公司情况；若股东协议优先但未公示，可能损害第三方利益，导致协议无效。比如某公司章程约定“公司对外担保无需股东会决议”，但股东协议约定“担保需经股东会同意”，若公司按股东协议拒绝担保，债权人可能以“章程未规定”为由主张担保有效。
在实践中，我建议创业者遵循“章程为体、协议为用”的原则：章程搭建基础框架，股东协议补充个性化细节，且在章程中明确“股东协议与章程冲突时的处理规则”，避免模糊地带。
## 总结：二者互补，共筑股权治理基石
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如同股权治理的“左右手”，功能互补、缺一不可。股东协议以“灵活”为核心，解决股东之间的个性化约定，是股东私权的“保障书”；公司章程以“规范”为核心，搭建公司治理的基础框架，是公司运行的“根本法”。二者的区别，本质上是“意思自治”与“法定秩序”的平衡——前者尊重股东个性化需求，后者确保公司治理的稳定性。
对于创业者而言，区分两者的关键在于：**涉及股东之间的特殊权利义务（如退出、表决、分红），优先通过股东协议约定；涉及公司组织架构、治理机制（如股东会、董事会职权），必须纳入章程**。同时，要避免“重协议轻章程”或“重章程轻协议”的误区，二者需同步设计、相互衔接。例如，若股东协议约定了“股权锁定期”，章程中也应体现“股权转让需符合锁定期规定”，确保内外一致。
随着创业环境复杂化，股权纠纷日益增多，股东协议与章程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未来，随着数字经济、新业态的发展，两者内容可能面临新的挑战——比如数字股权的约定、远程表决的程序等，这要求创业者不断更新认知，在法律框架下实现“灵活”与“规范”的动态平衡。
## 加喜财税见解总结
在加喜财税十年企业服务经验中，我们深刻体会到：股东协议与章程的“区别”不仅是法律概念，更是企业治理的实操课题。我们始终建议客户，从公司设立之初就将二者视为“组合拳”——股东协议解决“股东怎么合作”，公司章程解决“公司怎么运行”，通过“协议补章程之短，章程立协议之基”，避免因条款冲突埋下风险。同时，我们会根据企业不同阶段（初创、成长、成熟）动态调整二者的侧重点：初创期股东协议更重“灵活性”，成熟期章程更重“规范性”。我们相信，只有将法律逻辑与商业需求结合，才能真正帮助企业筑牢股权治理的“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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